2012年11月06日 源于财新《中国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沈洪

　　周瑞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和争论，成为1992年以后那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的一只“报春燕”。近些年来，这位“新闻老兵”壮心不已，屡屡就经济、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坦率发表自己的观点。争论依旧，但主要的平台已移到互联网上。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采访了周瑞金先生。

  “皇甫平”笔名的来由和深意

  “皇甫平”者，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也，也就是带头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

　　财新《中国改革》：“皇甫平”文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和改变？

　　周瑞金：没有太大的影响和改变。“皇甫平”文章是应时代要求而生，也是我从事媒体工作二三十年所积累、锻造的政治良知、人生品格、思想信念、自身素养相组合的一次喷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是自觉肩负历史使命而组织撰写和发表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一般都不再用“皇甫平”这个署名了。这和我当时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有关系的。

　　海外的报道都认为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的深意不在这个地方。我是讲闽南话的，这个“皇”用闽南话讲是和奉命的“奉”是一个音，“甫”不是黄浦江的浦，是辅佐的辅，这个“平”不是评论的意思，而是指邓小平。所以，“皇甫平”者，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也，也就是带头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这才是我取“皇甫平”署名的深意所在，也只有针对1991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够用得上这样一个署名。

　　所以，到1992年春节这一天，我们发表重点署名评论，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就不署“皇甫平”，而用了“闻颀”的署名.

　　为什么在2006年又会出现“皇甫平”的文章呢？说来话长。

　　从2004年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改革开放第三次大争论。据我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第一次大约是1982年的时候，关于商品经济的提法上引起的一场争论。然后就是1989年到1992年，改革“姓社姓资”之争，这是第二次大争论。第三次，我认为就是2004年开始的，特别是郎咸平带头诘难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这场争论。后来，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卷进来了，讲我们所有大学的经济院系、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等，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在掌握领导权，因此提出一个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的尖锐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我冷静地观察了这场改革大争论，网络上很多评论都攻击改革错了，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拉大贫富差距，引起环境污染，贪污腐败严重，好像当年面临的问题都要归罪于市场化改革。

　　我思考了一年多，觉得这个判断搞错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市场化改革积累的问题并不能算到改革头上来，而是恰恰没有深化改革，改革还不到位。

　　在2006年初，我出来发表意见了，我承认通过这么多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网络上讲的问题都存在，但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呢？

　　我认为恰恰是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权力过大，社会力量太小，市场被扭曲造成的。政府站到招商引资第一线，没有把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作为自己重要任务，权力进入市场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产生。

为什么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

现在“放下筷子骂娘”，是骂你没有很好地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还存在教育难、就业难、房子贵、看病贵、治安乱这些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既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不满，为什么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

　　周瑞金：我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上会产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指出“端起碗吃肉”说明改革取得成果使得老百姓温饱问题解决了。

　　现在“放下筷子骂娘”，是骂你没有很好地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还存在教育难、就业难、房子贵、看病贵、治安乱这些问题。今天，改革发展到小康社会以后，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以后，老百姓更在意政府提供社会公共品的情况了。现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读书难、住房贵、看病难变成新的“三座大山”，这就说明了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带来的，而不是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

　　我写了《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后，因为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对这场争论表态过，所以这篇文章非常受瞩目，一下子网络上传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和1991年写“皇甫平”文章恰恰相反，1991年，广大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叫好，认为吹来了一股改革的春风，上头存在很大的不同意见。

　　而2006年我写《改革不可动摇》倒过来了，网民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认为我是既得利益的辩护人。但是，高层领导倒是很快就表态了，我这篇文章在东方网登出来以后不久，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到上海来调查我这篇文章的背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就陪着这位中央领导到东方网做调查，事前我写了一个材料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原因、意图，并以《答〈东方网〉编辑问》的形式发表出来。于是，当场就得到这位领导的肯定，赞同我文章的观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

　　3月5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开幕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讲话，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不断地推向前进，决不动摇。同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增强改革举措的协调性，让改革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这就为改革开放的第三次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时文章在东方网发表时是署我的名字的，后来我把文章寄给《财经》杂志时仍然署我本人的名，但杂志主编认为用“皇甫平”署名影响更大，就把“皇甫平”署名给安上去了。

南方谈话的精髓就是推动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这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南方谈话直接的结果

　　财新《中国改革》：退休以后你还担任了两家企业的顾问，主要工作是什么？

　　周瑞金：我担任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并任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主席。而且一当就当了十年。因为独立董事一般担任两届，我是特殊情况，担任时间比较长一点。还有是到一家民营企业当顾问。

　　这一段经历给我一个感受，我原来对经济是比较感兴趣的，在《解放日报》当副总编的时候我管过经济报道，到《人民日报》以后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报纸总编这个岗位上，了解的只是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退下来以后，进入了微观经济领域，到了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两相对比，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国有企业的弊端所在，民营企业的艰难所在。

　　我认为，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了一个V字型的路，大型央企的改革基本上是停滞了。

　　对“国进民退”的现象，我是从这两家企业具体深切感受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制定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客观上推动了政府干预微观经济，使得大量国家资金走向国企，民营企业融资难，投资也难。

　　财新《中国改革》：那你认为南方谈话的精髓是什么？

　　周瑞金：推动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最重要的思想在中共十四大被概括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这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南方谈话直接的结果。

　　财新《中国改革》：那市场化改革的不足又有哪些？

　　周瑞金：不足最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能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市场化改革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造成分配不公、腐败严重。

　　在1992年，我总以为，如果搞了市场经济，问题就都解决了，经济发展就顺利了。现在，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以后，怎么来实现建立法治的良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么简单。经过这20年的改革，回过头来看，经济体制现在还是走在半路上，还处在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市场经济状态。

　　政府以搞宏观调控之名、行具体干预微观经济之实的案例太多了，几个垄断性国有企业占的资源太多，国有银行保险业又基本垄断了国家资金。石油石化、电力电讯其资源基本都在国家手里。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今天的市场经济处在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状态。

　　这种经济体制发展的前景，如果不配合政治体制改革，不在市场经济的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完善，它就可能走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另外一条就是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法治健全起来，对国有垄断性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使得市场配置资源起到主导性的基础性的作用，使得目前政府太强、市场扭曲、社会太弱的局面有所改变，才能够走出当前改革的困境。

改革又到十字路口

我们面临怎么凝聚改革共识、怎么样重鼓改革的勇气、再造改革的动力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今年是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20周年。但是，好像纪念活动和舆论反响都比较低调，是因为现在的氛围跟当年不一样吗？还是凝聚力不如当年？

　　周瑞金：今年是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周年，纪念活动不多。但是，媒体今年宣传南方谈话还是挺踊跃的。以上海来讲，《东方早报》在1月18日用20个版来集中宣传南方谈话。从我个人来说，南方谈话和我直接有关的就是1991年的“皇甫平”的文章，我收到约稿有一二十家的媒体，我写了五六篇不同角度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这些主流媒体刊登了我的纪念文章，还有很多更加市场化的媒体和网站登得就更多一点。所以，改革的呼声还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反映出今天改革似乎又面临一个类似于20年前的改革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

　　这是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今天市场化改革积累了一大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表现在群体性事件频发，每年都有几万起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土地动迁、城镇拆迁、环境污染等矛盾。这些群体性事件反映出很多问题。总的来讲是一个利益的调整博弈问题，虽然还没有影响到政治稳定的基本面，也没有影响到经济较快地发展，但是，一定要重视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应该通过社会管理创新，通过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怎么凝聚改革共识、怎么样重鼓改革的勇气、再造改革的动力的问题。

　　虽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是，我还是想说，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反映了改革的意见、群众的意见，中央推进改革的精神也表现出来了。应该说，今年的“两会”在凝聚改革开放共识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两会”温家宝答记者问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

今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果中央没有一个精神来凝聚大家的共识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要有这个共识

　　财新《中国改革》：当前，改革的呼声相当高昂，但许多人也担心这难以落实到行动上。你如何看？

　　周瑞金：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前，都面临着一个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问题。今年恰恰是因为党的十八大要召开，使得改革的问题更加尖锐地突出出来。想想邓小平20年前为什么选择在十四大召开这一年出来讲话呢？他在1991年初就看到了“皇甫平”文章遭批判的情况，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表态呢？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要选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关键点来进行表态。1992年春天正好是党的十四大开始筹备了，要起草政治报告，要考虑中央领导人选，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关键的时刻，所以他的南方谈话振聋发聩，一下子就在全国形成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党全国统一到南方谈话的思想上来。

　　十四大是这样，今年要开十八大。我在文章中提出，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我不是主张要人治，再来一个强人推动改革。但是，这个南方谈话是代表中央精神，因为今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果中央没有一个精神来凝聚大家的共识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要有这个共识。

我们一定要爱护互联网，领导要有网络素养

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发展改变信息传播机制，打破了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所垄断和掌握信息主导权的传播格局

　　财新《中国改革》：对于当前的形势，互联网上议论非常热烈，各种意见和看法都有，有些还针锋相对。不过，总的说来，民心可用啊。

　　周瑞金：这就说明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在中国政治改革中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有了一个建设民主政治的民意平台，这点我觉得很重要。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5.38亿，农村网民规模为1.46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平均每个网民每天上网时间已经超过2.84小时，大多数人接触互联网的平均时间，已经超过电视和报刊。

　　网络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传统社会舆论生态。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发展改变信息传播机制，打破了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所垄断和掌握信息主导权的传播格局，让群众能够从越来越多的渠道接收到多种信息，自主意识大大增强。大量移动新媒体，在大连PX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互联网媒体出现，对于政治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爱护互联网，互联网确实要依法治理，这是对的，但是，要看到互联网这个新生代媒体在现代政治当中总体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应该看到和承认这一点。不要害怕互联网，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但是，现在网上的意见领袖火气很大，经常在网上讨论，然后线下约架。你会不会担心互联网会扩大这种社会分歧，反而不是凝聚大家的共识？

　　周瑞金：这个需要互联网意见领袖不断提高素质。网络媒体出现之后，对政府官员来讲，要有较高的网络素养，怎么来看待网络媒体的出现，要以民主的、科学的、法治的精神来看待媒体的作用。

　　同样，对于网上的舆论领袖来说，他们既是代表网民的一些看法，又有一定公信力，起着网民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所以，他们也应该具有网络修养，既不能片面地煽动网民的情绪来和政府对立，同时又不能完全代表政府的利益来对网民说教。

　　网络的领袖有一个提高网络媒体素养的问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以及社会素养，又要掌握一定的理论思维，政治政策观念要比较强，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讲到什么分寸，都要注意。在官民之间矛盾的时候，怎么既代表网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又能够照顾到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政策限度，有一个容忍度。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发挥网民领袖的作用。

改革应更有生气

将来才会出现一批真正的政论家。他有媒体来传播他的声音、他的意见、他的个人思考的东西

　　财新《中国改革》：你被称为政论家，你怎么来理解政论家这个头衔的内涵？

　　周瑞金：我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政论家，我自己也表示怀疑。一般来讲，政论家是掌握一定的媒体，他有一个自己的媒体，在上面发表很多政论、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是观察家的文章，对世界局势的评论，这个才能称之为政论家。储安平、张季鸾都掌握一个媒体。

　　我今天没有媒体在手，无非是根据我自己观察国内外形势感到应该讲一些话，写一些文章，完全是出自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当前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称我是政论家我感到很惭愧，不敢当。

　　但是，我们现在真正掌握有媒体的政论家并不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媒体都是国家的媒体、党的媒体，因此代表党讲话要根据党的政策、党的文件来讲，要真正形成社会有影响的政论家，距离这个要求还太远了一点，这有待于新闻体制改革深入以后，将来才会出现一批真正的政论家。他有媒体来传播他的声音、他的意见、他的个人思考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媒体条件，才能够出得了政论家。

　　财新《中国改革》：你怎么来看几十年的新闻改革？

　　周瑞金：新闻改革我们也喊了几十年了，应该说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当中，它还是起着推进改革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新闻改革发展到今天也跟着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步伐一样在前进着。由于新闻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和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迟缓有联系，新闻体制的改革也是迟缓的，表现在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手段的变革比较多。内容也增加了，影响力也扩大了，不单是在宣传的领域，也在经营管理的领域，在壮大报业集团、新闻集团上面的很多措施，确实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包括文化体制相配合的在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