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申报不宜过热

日报：在您看来，此次自贸区的最大改革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自贸区的“境内关外”功能是最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动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主。主要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产品创新。上海有40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都是行政性的，资金运作全在海外。设自贸区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2） 构建离岸金融中心，提高人民币使用效率。这将使更多的金融机构落户在上海注册开业。

（3） 开放海上保险服务，使航运服务业在上海培育集聚，解决上海航运中心建设中的金融支持问题。

（4） 推动税收创新，实行离岸贸易、金融业低税率，实行15%企业所得税优惠；境外投资收益采用分期缴纳所得税。这有利于吸收高端制造业进入自贸区，也有利于仓储、物流、房产等集聚效应。

（5） 贸易投资监管模式创新。“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实行集中、分类、电子化监管。“以准入后监管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废除审批制度，实行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先放行后查验。

这一次自贸区最大特点就是金融开放。几个利好的政策，一是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金融对外开放，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金融离岸业务都可以办了。二是构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来提高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再一个是推动税收的创新，离岸的贸易、金融都是低税率，投资收益分期缴纳所得税。

另外是贸易领域的监管模式搞了创新，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的货物自由流动，都搞集中分类的电子化监管模式，这次没有政府审批，搞“负面清单”。

现在500强企业总部有400家在上海落户，但不是真正的落户，都是行政性的，金融活动都不在这里。这就需要自贸区，有了自贸区才有总部经济，才能把国外的资金和金融都拿到我们这里来。

目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世界贸易主要靠WTO，近年来美欧经贸方略已架构成天象框架：东半球“泛太平洋”TPP，西半球“跨大西洋”TTIP，核心就围绕美欧日21成员的“诸（多）边服务业协议”以取代初步制造业游戏规则的WTO，以新“诸（多）边服务业协议”,打造高端财富生成所有产业链及21世纪所有新兴领域、包括尖端3D打印、物联网、互联网等全系列高端服务产业。美欧日等主导的太平洋+大西洋+服务业新秩序出笼实施，就把WTO完全架空而搁置到了边缘地带。

原来世界贸易主要靠WTO，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但现在WTO 已经边缘化了，TPP和TTIP则是双边和区域性的协定；国际贸易进入新阶段，现在的国际贸易是以服务贸易为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从贸易向投资转变，以投资为主，投资自由化。

日报：自贸区28平方公里，而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面积大很多，在你看来，如今建设自贸区更难，还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更难？

周瑞金：当然是自贸区更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一些监管部门对金融开放的阻力更大。我们在加入WTO时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都要过关，都要解决，阻力也更大。

另外，自贸区开放了以后损害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涉及到利益的博弈，所以李克强总理很有魄力，3月份到上海来调查研究提出这个问题，7月3日国务院就开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自贸区的总体方案，8月底全国人大就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3部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日报：这28平方公里对上海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整个上海也就放开了？

周瑞金：28平方公里肯定对上海推动很大。这些条件是只给自贸区还是给上海，自贸区要不要隔离，这些都是问题。

我认为自贸区不应该隔离。步子打开以后收回去是不可能的，现在关键是能推广到什么程度。但是肯定会有限制，没有限制监管会比较难，现在就是考验我们的监管，政府有很多新的监管手段，包括金融的监管、信息的监管、人员的监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监管，要探索这种监管方式也要一个改革创新过程。

日报：有人认为开放有很大的风险。

周瑞金：我们一直害怕开放，害怕开放以后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制度，影响我们国内的意识形态，这是最害怕的地方，但是三十多年下来，说明没有值得可怕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奇迹般的发展，使中国达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所以自贸区的进一步开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中国跟上世界的潮流不但不会对中国有危险，相反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活力、更新的气象，更多的好处。

这三个十年我们不是一下子放开，我们每个阶段放一步，现在进入第四阶段，但这还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日报：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在积极申报自贸区，怎样看待地方对于自贸区概念的热捧和迫切的心情？

周瑞金：现在很多人理解，这和以前搞开发区一样，你这里有一个开发区，我那里也要有一个开发区，但是自贸区和开发区不同，自贸区有很多条件，不是哪一个地方想搞就可以搞的。国家决定自贸区从上海开始，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试验性质的，其他地方申请归申请，试验的结果没有出来怎么推广呢，一定是上海试验有了结果，找到了它应该有的路径和模式，逐步有了经验以后才能推开。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中央会按照轻重缓急和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平衡，考虑适合发展自贸区的地方。我估计还要看一年左右，北天津南广州最有希望来推广，二者可能同时获批。

为什么这次中央选在上海？因为上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地理位置优越，面对太平洋，地处长江三角洲，又有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二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三是经济门类齐全、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四是干部素质比较高；五是企业家能力比较强；六是上海就业人员资源比较丰富，等等。这些都是上海的优势所在。

以法律保障改革开放

日报：不久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豁免”改革失败的责任，加强上海官员的改革动力，这个过程有一些争议。您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历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瑞金：豁免很好。对于敢于改革的人要有法律上的保护，有这一条和没有这一条大不一样。这不但标志着我们对外开放的进展，还标志着我们的法制观念到了新的高度。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许多干部生气勃勃，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这20多年来，上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出台法律保障，才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也是鼓励干部勇于投入改革，敢于闯敢于试。

在法制社会，立法是根本的保证，法制社会要按法制来办，加强法制很重要，改革开放，包括改革攻坚都要加强法制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海一直走在前面。

自贸区像“负面清单”的监管对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也有新的要求，境内关外的管理形式对我们也是新的挑战，政府怎样取得高效的管理，也要摸索。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的开放，和我们的监管有很大关系，这需要有很强素质的人来参与，并且风险也很大。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风险更大，理所当然需要法律的保护。

日报：除了法律保障外，对于干部而言，还需要什么激励以推动其改革的意愿？

周瑞金：人员的及时提拔和使用，把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就是对他的鼓励。另外媒体对做出功劳的人及时报道，也是对他的鼓励，另外也可以在工资薪酬上体现出来。

日报：自贸区推进中也有不同声音出现，尤其在金融改革领域。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声音，如何更好的凝聚改革共识以进一步推动改革？

周瑞金：要在实践当中逐步取得共识。现在中央确定下来，就是一个共识的标志，而且是从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做出法律保障，再到政治局会议讨论。浦东开发开放还没有到政治局讨论的层次，只是国务院批准。

在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央决策，就是共识。

这样我们对上海自贸区应该充满信心，遇到再大的阻力也阻挡不了新的改革步伐。

日报：政治局会议会进行讨论，是否意味着这次遇到的阻力比当年更大？

周瑞金：这说明中央对建立自贸区的重视，需要把握住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正是经济困难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央下决心推动改革攻坚的时候。

实际上自贸区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经济转型，不但是跟上世界贸易潮流的问题，也将有助于解决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导致我们外贸订单减少，投资和外贸推动经济增长都软弱无力，消费又起不来，在经济疲软、转型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自贸区是一针强心剂，不但使我们跟上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潮流，而且解决国内经济的现存问题，是决定性的一步棋。因此需要把自贸区提到比浦东开发开放更高的高度，由政治局来讨论，全国人大来立法保证，这在之前都没有过。

日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改革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你之前也说过，关于改革，当年需要勇气，现在更需要良心和识见。伴随改革的推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更加尖锐，如何更有识见更有智慧地推进改革？

周瑞金：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在今天有新的要求，勇气就是我们要敢于创新，这种高层次的开放我们还没有尝试过，要大胆尝试，但新的自贸区规则的形成又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冲破很多的阻力建立起来，这些阻力就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等等，就像当年我们搞改革分明是要分田到户，但是说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大家就能够接受，这就是智慧。

今天搞自贸区也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要金融放开，这个放开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不像当初分田到户和我们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理念那么对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比现在还要难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世界的眼光，培育了世界的意识。如今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如何监管等方面，而不是思想阻力，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