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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下十年应突出社会体制改革

周瑞金:下十年应突出社会体制改革

200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就“2020,中国新十年”的主题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描绘中国改革的理想版图。

改革也要“三步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网:请问您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有怎样的期待和梦想?

周瑞金:对新的十年有新的期待,从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来说:

从发展方面来讲,希望在这十年能够真正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使我们国家能够走上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今天,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弊端。这种弊端表现在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于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作为主要手段。其结果必然大大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放松了进一步致力于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益的努力,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也进一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所以我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能够转变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求实现政府的转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面,希望在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基础上,实现GDP的增长。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到了我们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能够达到GDP人均6000美元到8000美元的水平,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从在改革方面,希望这十年里面能够突出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能够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重点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我对这个在未来十年有很大的期待。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是有很大的期待,尤其是要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这两方面您能不能具体的谈一下?比如说十年之后,您期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较为理想,而实现这些改革我们又需要具备哪些外部条件呢?

周瑞金:下一个十年我国改革要全面深化,开放也要进一步扩大,这个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我国的经济发展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改革是不是也有“三步走”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我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一定的关联,我觉得改革恐怕也有个三步走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三十来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推动了我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应当说基本完成了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任务。

从现在开始,下一个十年应该突出一个社会体制的改革。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本上把重点放在GDP的经济增长上,这种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贪腐现象的加剧。再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必须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的社会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变,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一句空话。

因此,今后中国必定要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型,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等。同时,社会体制改革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基层自治制度,向建立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这样一个目标前进,这是当前很重要的改革任务。

突出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的教育制度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以及加强环保的社会制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供需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要发展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保障公民能够行使民主的权力。近年来,我与许多专家学者一再提出要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问题。所谓的“三元格局”就是: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和企业的市场配置资源权力,三权和合构成和谐社会。政府公共权力主要是用在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社会要有自治的权力,就是让更多的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社会要多元化,政府要管理,还要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维权组织、环保组织、就业保障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实践证明,政府统包社会事务包不了,包不好。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这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革效果。

十年政治体制改革蓝图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推进,然后再把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第三步改革重点的任务提出来。当然,在整个这个全面改革的推进中,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相互配套的,相互有关联地在推进。但是,每一个步改革有一个突出的重点,更有利于全面改革的深化。

那么,我为什么又提出四位一体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改革发展到攻坚阶段,无论是经济改革也好,社会改革也好,还是文化改革也好,它都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要完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是和政治体制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改革要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建立一整套基本社会制度也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文化体制当中,特别是媒体的改革,它本身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因此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心,这是合乎实际的。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步骤,由此我认为现在就配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下一个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期待。

一是依法治国能够成为中共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要通过制订一个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的法律,来明确执政党要依法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权力机关依法治国这个关系要通过法律明确起来。

二是希望增强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党内民主要加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应该扩大;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差额选举,通过上级协商和代表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民主产生候选人。

三是要以新举措和新制度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比如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适当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对各级领导民意测评制度,党代会和人代会建立对党的领导干部、对政府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的制度。

四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保证人民能够真正的当家作主。应当在尽量多的部门和领域有民主党派的优秀人士和执政党成员一起合作共事,有实职实权。同时要允许民主党派能够办报,实行舆论监督。人民代表大会除了现在按照地方和部门来组团以外,还应该试行民主党派组团,让多党合作制在国家权力机构发挥应有作用。

第五,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

这就是我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看法。它需要的外部条件,首先要取得共识,特别是我们中央领导下决心,和下面一起推动改革主体多元化,形成上下互动,实现深化改革的目标。

网民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凤凰网:刚才您也提到了,应该积极地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在下一个十年,您期待看到哪些新的改革主体出现?

周瑞金:来自民间动力的改革主体,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第二个新的改革主体,就是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地震、奥运会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利用行政权力而能轻而易举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他们拥有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所以下一步对于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应该创造一定的外部政策条件,让它能够成熟、壮大。

第三个新改革主体就是新意见阶层,也就是我们广大的网民。现在我国据统计有3.38亿网民,可能到今年可能会突破4亿了。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扑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道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却如无数没有编制的“记者”、“编辑”、“评论员”,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凤凰网:这三个群体,是不是您期待中的完善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

周瑞金:那当然,真正的公民社会就需要这一些,新的改革主体的力量出现。

下一个十年,国进民退的现象会有较大改进

凤凰网:目前还是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国进民退问题,在下一个十年,这种情况会朝什么样的趋势发展?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近年来,围绕国有企业是“进”还是“退”的争论蜂起。一些同志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而政府在“宏观控制”名义下,又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行政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银行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国资委已公开表示要注意防止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打破垄断。要逐步减少国有企业,准备控制在100家之内,而且开放国有企业让民众来投资,让社会资本进来。我相信在下一个十年,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会有比较大的改进。随着改革深化以后,我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会创造更好一点。国有企业显示了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政府手中进行宏观调控力量的来源。如果说都处理好的话,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我们经济发展将会取得更快、更平稳的发展局面。

期待看到民办电视台、民办报纸

凤凰网:下个10年里,在传媒领域,您期待出现哪一些新的变化?

周瑞金:我最期望传媒领域能够开放,让民间资本进入,经营一些传媒。现在我们所有的传媒,基本上是国家投资的,都是公营的。我认为在媒体体制改革当中,也应该增加一些民营的传媒企业,能够增加一点民办的报纸、民办的电视台,这个是不是更好一些,推动媒体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凤凰网:您觉得这个10年有可能实现吗?如果实现的话,需要哪些条件?

周瑞金: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从中央近来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中看得出来,这样的情况其实有一定的希望。

凤凰网:关于体制内的媒体,在下个10年,希望是什么样的?

周瑞金:体制内媒体的改革,现在进一步深化了。现在广电系统已经实行制播分离了。平面的媒体,报纸、刊物这方面,能不能实行编、采同广告经营、发行等其他的经营分离开来?我认为集中力量办报,整个报业的经营,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来规划起来,这也是走出目前广告下滑困境的一个办法。

凤凰网:您对年轻的媒体从业者,在下个10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吗?

周瑞金:媒体工作者,我认为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我们的媒体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器,体现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媒体,既是国家投资的,我们要尊重国家投资和党政领导宣传,要照顾这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媒体面对的是广大的民众,应该对民众要有一份负责精神,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推动社会的进步,代表民众的利益讲一些话。

四大问题挑战中国的下个十年

凤凰网:刚才我们也谈了这么多,您觉得下一个10年,可能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有哪些?

周瑞金:我现在觉得下一年我们就要遇到挑战了,我最近发表了一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了四个问题,这是我们遇到的危机和挑战一个重要的方面。刚才已经讲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伤害了我们的民营企业,也伤害了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问题,怎么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现在我国存在资本精英和权力精英合谋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它侵占了社会的财富,已经成为阻碍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力量,所以应该引起重视。

第三个,我们很多基层的权力现在失控,有一些背离了我们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基层失控造成全国各地的群体事件不断的发生。这是影响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我们维持稳定的思维,各级党政组织怎么来维护稳定,理念上有问题出了偏差,导致了维持稳定的成本很高,现在甚至出现维稳的产业,实际上这个走上邪路了。

我提出这四个问题,是我们在下个10年当中遇到的危机和挑战。

另外我现在担心资产泡沫问题。因为我们这两年为了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今年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加上地方至少8万亿以上。这种大量投资,马上抬高了房地产价格,也影响到股票市场。

这个问题在今天看不出来它的危害性,但是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了。两、三年以后,这种虚高的资产泡沫现象破灭以后后果很严重。

凤凰网:过去几年各地频发群体事件,在下一个10年,这种情况会改变吗?对于如何应对,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周瑞金:现在中共四中全会已经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这些方面现在我们确实是通过了很好的文件。但实际上和落实差距太大了,怎么能够把它真正落实下来,要把重点整个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不是唱高调,而是重落实,踏踏实实地来解决问题。

一些地方基层失控以后,带来了群体性事件到处发生,这里面很大的一部分是利益的原因,不是因为政治目的,基本上是属于利益性质的。这个要求我们通过社会改革,建立完善、基本的社会制度,可以消除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特别是在企业工作的一些复员、转业军人,退休金过少,引起了混乱。这个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我们觉得在以前,特别是历史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引起的这一种深层次的,涉及到群众利益、经济利益的问题,应该很好地解决,可以避免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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