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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瑞金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0-3-12读完《南方报业之路》,不由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假如中国没有南方报业,会怎么样?

老实说,对经历了坎坷,也经历了辉煌的南方报业,这60年是截然不同的。粗略做一个分期的话,前面的40年,倘若没有南方报业,还不太要紧;但是后面这20年,假如没有了南方报业,中国的改革事业,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的媒体发展,都会有或大或小、极为醒目的留白!

影响无远弗届,读者信任之殷

南方报业的影响力之无远弗届,读者对南方报业的信任之殷,这可不是我的信口开河。

2001年,教育部组织百万大学生参与投票的“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调查中,南方报业跻身50强,是惟一上榜的报业集团;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主办的一个评选活动,《南方周末》被评为中国最具品牌的报纸;而以“办最好的报纸”为己任的《南方都市报》,则在2006、2007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检测结果中,连着两年名列综合竞争力第一名;《21世纪经济报道》则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报纸媒体,《南方人物周刊》诞生一年便拥有36万的订户,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媒体;而南方报系的“母亲”《南方日报》也在全国地方党报中活力十足,拥有“要做中国主流政经媒体的标杆”的底气……

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内相继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煤矿瓦斯爆炸导致108名矿工瞬间殒命的事件、成都妇女唐福珍为了抵抗强制拆迁自焚而死的事件……每到这样的时候,不少读者就会习惯性地去找《南方周末》或是《南方都市报》,要听一听“南方”的声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读者对“南方”的信任也是日积月累才相知不疑的。

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可以说假话

《南方日报》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高度决定影响力”,这解释了南方报系滚雪球般逐级放大、逐年扩张的影响力的源头。是的,南方报业不靠怪力乱神、不靠八卦新闻,更不倚仗权势,也不俯首媚俗,靠的就是思想的高度、眼界的高度、新闻专业主义的高度,让这个本来偏居于南中国海滨的一家日报,瓜瓞绵绵,“子孙”满堂,且都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联手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

说南方报业后20年的影响力在中国举足轻重,这并不是要否定南方报业的前40年。那个年代,并不是南方报业一家,整个中国的报业,除了“两报一刊”,从影响力来说,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偶尔在《文汇报》之类的报刊,出现一些异乎寻常的文章,那也多半出于领袖的意志和谋略。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的推手,在媒介也往往集中于北京的中央级的党报,是体制内的一些老报人与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有灵犀、相互支持,为改革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当然,在一些历史的关节点上,也有像《解放日报》,像“皇甫平”这样来自上海的声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那个时候,南方报业还在积蓄能量,影响力还局限在广东,局限在华南。

但是,《南方报业之路》告诉我们,后来在中国有振聋发聩、激浊扬清之能的南方报业,它发育成长的“基因”,却植根于60年前《南方日报》的创刊之初。它的发刊词,今天读来,还是激情四溢:“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中国,新的广东,新的报纸诞生了,人民群众新的生活开始了”;“除了中国人民和华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利益”。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纲《南方日报》总编辑的黄文俞同志,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报训”:“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在特定历史时期,仍然坚守社会道义和报人品格、坚守曾经遭到嘲笑和践踏的职业精神,非常难能可贵,让人肃然起敬。

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不说假话———这样的庄严承诺,南方报业至今践行不渝。

改革开放,让南方报业集团如鱼得水、一飞冲天。在不懈的、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中,南方报业高扬思想解放大旗,不遗余力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为推进全面改革舆论造势,也因此在读者心中树立了“南方报业”这个金字招牌,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赢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南方报业为全国报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赢得了全国读者珍贵的信任。

中国知识分子,向有文人论政的责任感。从以前的士大夫阶层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为自我要求,五四之后,又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以救亡和启蒙为己任,梁启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文人论政与媒体表达结合得浑然天成。然而,这个东西合璧的文人论政传统,经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打压,再加上近二三十年以来商业化浪潮的诱惑,正在渐渐式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人的社会担当就显得尤其珍贵。

陪伴与启蒙

南方报业的崛起,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理性精神、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层面,重新振兴了这个可敬的传统。我想用两个词来概括南方报业之于中国普罗大众的意义:陪伴与启蒙。

南方报业延续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不遗余力地促进民主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成绩单,大家都相当熟悉,相当佩服。只要点出一些经典报道和文章,大家都能心领神会。像《南方日报》苦心经营的大时政新闻,向受众传播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时政新闻;像《南方周末》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式财富地图》、《三十年中国人收入流变》以及众多微观事件的报道和评述中,不仅止于痛心疾首,而是理性地发掘、梳理并反思法治与民主的体制性障碍。还有《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方向一致的不懈努力。倘若把南方报系的国计民生及突发事件的报道编辑成书,将如同一部中国民主法治的教科书,让读者在对“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得到潜移默化、不动声色的启蒙。这方面,南方报业的确居功至伟。

同样是推进改革开放,同样是思想启蒙,南方报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或者说个性,就是它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改革年代的早期,这种精神虽没有形成强烈的自觉,却已经在南方报业若隐若现,可能就是“基因”在本能地起作用吧!

我想再重点说一说“陪伴”的意义。

中国知识分子正和草根阶层渐行渐远,草根阶层与所谓精英阶层的隔膜甚至对立,是很多社会冲突无法缓解并常常走向极端的原因之一。我们常常习惯于用对话与沟通来期待两者之间达成妥协。事实上,草根阶层的孤独感,更需要通过并非居高临下的陪伴来化解———你们的痛苦,有人倾听;你们的苦难,有人陪伴,你们的诉求,有人理解。这很重要。当然,《南方周末》的表述更加经典,“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这个“让”,有时候就是通过“陪伴”来完成的。

上海的一位区委书记曾经这样解释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化长期化对于老百姓的意义:有时候并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就是每周一次去倾听,老百姓有气,有官员肯听,他们就舒服一些;对官员来说呢,走出办公楼,走到老百姓中间,换了场景,就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话让我想到,南方报业,就是落实了尊重了草根阶层的表达权,让他们在无力的时候、悲观的时候,觉得还有人在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且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被听见的声音,才能得到重视,才有可能促成事件朝良性的结果转化。哭都没人听,那是最苦的,人到了那个境地,也容易铤而走险。所以说,南方报业对草根阶层的“陪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更在许多局部的事件中,通过专业的、深入的、客观的调查报道,厘清真相,分析是非,甚至提出解决路径,化解和消弭了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

众所周知的孙志刚案的报道,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南方都市报》2003年那一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在报道出来不到两个月,施行了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正如《南方报业之路》总结的,“一篇新闻报道最终改变了国家一部法规,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挽救了多少个孙志刚的尊严与生命,化解了多少冲突与伤痛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给南方报业发一个“和谐社会”奖。

南方报业有一群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报人,他们精心营造了传递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闻净土。这个“陪伴”,除了上述意义以外,值得一提的,它还接续了中断已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草根阶层的血肉相连,也打磨了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精英意识,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时常把民主、自由当成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工具,而不是普罗大众共享之的终极目标。当年《新华日报》发出的一些时代强音,今天南方报业还在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这确实是党和人民之福。

期待和祝福

具体来说,我要向南方报业表示钦佩的,有这样几个方面:解放思想,打破禁忌,不唯上不唯书;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和民生层面推进改革,触及时弊,担纲启蒙者的角色;把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草根意识结合得十分完美。

当然,还必须要提及的是,一个有如此社会担当的南方报业,能够美好地生存并迅速地发展,这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甜美成果之一。倒退30年、40年,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会出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而现在,它们却成了极具知名度的媒体品牌。

细细品读这本《南方报业之路》,我有一个心得:南方报业的崛起,打破了中国自五四以来时常呈现的京沪双峰并峙或北京一家独大的媒体格局。

这也并不是偶然的。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广东举足轻重。它曾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当年中国国民革命的起点和策源地;在改革开放的起点,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尝试和成功,广东历届领导的开明之风与改革胸襟,特别是小平同志当年的南方谈话,就选择在广东发出,都在关健的历史关节点上,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有力的促动。近年来,广东又发起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让人耳目一新。总之,广东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激情洋溢的摇旗呐喊者,也是身体力行者,是出新思想、出改革新思路新做法的一块宝地。南方报业在这块宝地上成长起来,影响力向全国扩散,是广东的骄傲,也是有历史传承的。

可以这样说,在改革走向深入,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经势力胶着角力、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在网络至上带来的媒体受众大幅分化、人人拥有麦克风的今天,拥有以社会担当为基本气质,以创新、包容、卓越为基本追求的南方报业,让我们有一种深深的庆幸,更让我们有深深的期待。

我们真诚祝福南方报业在启蒙和陪伴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永不踯躅!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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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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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论家,报人。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初,他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文章,针砭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2006年初,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引起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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