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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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